对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表，多方评论表示欢迎，甚至称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生态文明、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是，要实现声明中所承诺的目标，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实现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达到20%，这两个目标的提出，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本报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记者：这份声明明确了我国碳排放峰值到达的时间，也对非化石能源发展提出了目标，这些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邹骥：从积极方面来说，实现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战略目标，实质上是对自己未来发展路径的一种战略创新。这能反过来倒逼我们加速转方式、调结构，是打造经济发展战略升级版的题中应有之意，也能够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因为各方面的瓶颈已经出现，雾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但我们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要进行发展方式创新，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这与对排放限制、对能源总量限制、对效率的要求是一致的。虽然过去也在说，但真正实现的程度很低。然而，现在必须下决心去做了，而且紧迫性更高，要靠动真格的来实现。

　　记者：但是，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是偏重的，要实现这些目标，主要挑战有哪些？

　　邹骥：的确，我们在短期内也会面临挑战。这需要一个过渡过程，要淘汰高污染的落后产能，要有阵痛。

　　比如，煤炭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在未来的5~1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可能还会继续上升，但增速会放缓，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峰值，然后绝对量就会下降。煤炭行业是一个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部门，加之与煤炭相关

　　的配套产业众多，如果煤炭消费量增速逐渐降低，甚至出现绝对量下降，势必带来失业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挑战，要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来支持。而且，我国过去在煤炭行业进行了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如何管控这些投资的沉淀风险并减少对金融系统的冲击？这些影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欲速则不达。

　　煤炭只是一个案例，电力、钢铁、水泥、石油化工等产业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在低碳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批企业失去竞争力。因为过去这些企业的成本中没有纳入治污成本，企业是靠这样的低成本来取得优势的，现在要减少污染和碳排放，成本就会增加。

　　这都是眼下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顶层设计，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是能够把冲击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从长远看，有可能走好这个过程，越过一些陷阱，实现低碳发展。

　　记者：声明中提出，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要达到20%，这一目标会给相关行业发展带来多大的机会？

　　邹骥：在这方面，我们未来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未来，我们要加速提高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尽管风能、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很多，但依然比传统煤电成本要高，要达到与煤电相同的效果，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根据测算，中国若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实现20%左右的非化石能源目标，就要求中国2030年左右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大于GDP年增长率。同时，中国非化石能源需要以年均6%左右的速度增长，并新增高达8亿~10亿千瓦的核能、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装机，这相当于中国当前煤电装机的总和。

　　记者：我们观察到，这份声明发表后，在国内7个碳交易试点的交易情况中没有明显反应。这是什么原因？

　　邹骥：我国的碳市场还处在试点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充分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完备机制，也没有国家统一的碳市场。更重要的是，碳市场的成长应该与减排量目标相结合，但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还没有细化。

　　但据我所知，市场人士很关心这个问题。在声明刚刚公布后，就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在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有证券公司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要看能从声明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引导未来的投资。

　　总之，国内未来的碳排放目标会是一个体系，将来还可能有能源强度、碳汇等问题，在明年上半年会提出一个更详尽的方案。